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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標:不同尋常的童年

2015-08-09 20:06:17 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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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

宋志標,他是南方知名評論人,自媒體“舊聞評論”創立人。

推薦語

推薦伊凡·克里瑪《不同尋常的童年》

這篇自傳式的隨筆,來自于散文集《地下》,原作一萬多字,這里做了刪節。如果有興趣看全文的,既可以搜索網絡,也可以去買這本由景凱旋老師主譯的書,品質相當高。

之所以挑中這篇,并不是僅僅因為作者的猶太人身份,也不是他作為孩子的體驗,甚至也不是集中營的童年,而是這幾個方面的結合,使得作者所獲得的經驗具有了可信任的悲憫。

集中營的生活不是每個人都有的,但不同程度的環境封閉卻是常態,而我們都未曾幸免。我一直覺得,我們在處理個人與時代的關系上缺乏見解與勇氣,我們放棄了自己。

很多時候,個性、價值觀、行為舉止都襯托出我們的丑陋。我們抱怨環境,卻又順從它的塑造。死亡只會造成我們的恐懼,并不能拓展更多的生命空間。我們的死只具有生理上的意義。

集中營是作者的命運,他在幽暗的內部觀察到盡量多的線索。而在集中營與焚尸爐之間,我們早已經不能描繪自己的所在,喪失表達能力,就連詞語與感受也拋棄了我們。

見過高鐵上啃著方便面的粗魯中年人,也見過殘酷境遇下無動于衷的青年。這些堅韌的形象,讓我想起憑幾袋奶酪就能鏖戰數月、殺人如麻的蒙古騎兵。我們在腐朽的過程中,變成什么了?

《不同尋常的童年》

文/伊凡·克里瑪

一九三九年夏天,我們搬到了布拉格,這是我們最后一次搬家。父母又設法對我隱瞞了幾個月的真實情況,盡管很可能他們是在對自己隱瞞,或者毋寧說,他們無法想象隨后迅速發展的事態。一個接一個的禁令。首先,我不能離開這座城市,接著我不能上學讀書,不能去戲院,不能去電影院,不能去公園,也不能乘坐有軌電車的前面車箱。

大約在那段時間,布拉格開始上演沃爾特·迪斯尼的《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這誘惑太大了,簡直無法抗拒;我去了電影院,坐在那里,在害怕被人發現和受到嚴懲的恐懼中看完整場電影。會怎么樣呢?我不知道。我的生活經歷還沒有包括牢房,我也無法想象。可是,正因為觸及到未知的事物,恐懼感才更加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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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開始時,我還差兩周滿八歲。很快我就明白了,這場戰爭的后果與我的生活,甚至與我的生存息息相關。空襲警報器一響,我總是坐在公寓大樓的地下室聽著高射炮的隆隆聲。我不知道炸彈意味著什么,只希望落下來的是英國的炸彈,而同時我又害怕炸彈會落在我身上,因此又希望它們根本就不是炸彈。我開始對政治和戰爭的進展發生了興趣,這在我這種年齡是不同尋常的。我房間墻上掛了一張歐洲和非洲北岸的大地圖。大人們不允許我在地圖上插小旗或大頭針,但我每天都跟蹤前線的轉移。

我不被允許上學,逐漸地,大多數非猶太孩子開始回避我。漂亮的瑪塞拉住在隔壁公寓,她的父親宣稱自己是一個德國人(他胸前別著一個令人厭惡的、閃閃發光的納粹黨徽)。瑪塞拉開始在街上沖我大喊“猶太佬!” 我不太清楚她這樣做是什么意思,但我時時都感到羞愧。當命令下達,我必須在胸前佩戴六角星,上面寫著“猶大”時,我就感到更加窘困,再也不愿出門。

我整天在家里做什么呢?我讀書。在我所擁有的書中,最令我激動的是一本復述荷馬兩部史詩的書。我讀了又讀,直到我把整本書都能背誦下來。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識到,盡管講故事的人偏向希臘人,我卻充滿激情地同情特洛伊人。我贊賞赫克托爾,我喜歡帕里斯為他的死復仇。我也生活在一種被包圍的狀況中,所以我支持那些被包圍的人。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我父親被傳喚遷移。他不是去波蘭,而是著手準備去設防城鎮泰里茨的一個新集中營。幾天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正好午前半小時(我記得母親正在做午飯)——母親和我也收到了傳票。傳票里沒有提及我三歲的弟弟。別人都給三天時間準備,而他們只給了我們兩個小時。

母親恐懼而絕望地哭泣。我的小弟弟該怎么辦呢?當母親哭著說她寧愿自殺時,我盡力收拾我的東西,在鄰居的幫助下,把東西放進手提箱里。在必需品中有三本書:荷馬的故事、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傳》、凡爾納的《格蘭特船長和他的兒女們》。這些書是我以后三年半的精神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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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下午,我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囚犯。我失去了我的名字,得到了一個號碼,這個號碼我當然至今都記得:L54。

對大多數人來說,監禁孩子(更別提謀殺了)是最卑劣、最該受譴責的一種行為。當然這是對的,但這并沒有觸及孩子在這種狀況下的感受。回顧我的經歷,可以說我受的苦比我周圍的成年人要輕。孩子比成人,尤其比老人的適應性強,他們(至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缺乏正確地看待事物、充分理解他們的處境和環境的能力。

他們對空間的理解也不同——對成人來說似乎是難以忍受的禁閉監獄,在孩子的眼里可能會是一個大世界——因為孩子具有把微小事情擺在重大事情之上的能力(女人在這方面的能力也遠遠超過男人),換句話說,孩子能夠以小事為樂,或至少能夠全神貫注在小事上,甚至當他們受到死亡的威脅時也如此。

他們把我們安排在屬于泰里茨兵營的房間里。這里曾經住著十個或十二個士兵,而現在差不多有三十個婦女睡在里面。我的新環境充滿了冒險。我的樂觀情緒跟她們的沮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至于使我能夠克服靦腆,獲得自信。我幫助女人們拿行李,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我感到強壯有力,甚至能夠安慰她們。她們聽我的話;有人甚至還夸我。無論聽起來是如何矛盾,在這些不熟悉的環境中,我新獲得的重要感幾乎令我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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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德國和前蘇聯集中營的牢房生活已經有了很多記載,我只能重復別人已經說過的話。在三年半的時間里,我從來沒有見過一片水果;從來沒有吃過一個雞蛋,也沒有吃過一克奶油(那時,還沒有人知道吸收如此少量的膽固醇的益處),更不用說巧克力或大米,圓面包或一小片胡蘿卜。

我的第一次戀愛也跟食物有關。我寫的關于她的故事(在題為《我的初戀》的集子里)基本上是自傳性的。我甚至沒有改變她的名字:米麗姆。大約戰爭結束前的一年,他們開始給孩子們分發一丁點脫脂牛奶(如果我沒有記錯,每天1/16公升)。那時我十三歲,牛奶由一個比我大兩三歲的女孩分配。一天,她沒有給我1/8公升(我弟弟和我),而是給了至少四倍的量。這種狀況一天天持續,對這種百思不得其解的慷慨,我只能想象出一個理由:那女孩愛上我了。

我心里充滿了突如其來的、強烈的幸福感。集中營生活的恐怖一下子煙消云散。我變的迷迷糊糊,這也許符合那個年齡的人的初戀。在我眼里,米麗姆比別的女孩都要漂亮,但我從來沒有跟她說過話,我僅僅在至少能瞥見她的地方遛來遛去。

那個夏末,納粹幾乎使泰里茨集中營空了,大多數囚犯被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我和我心中的戀人都沒有被送走,但負責營里食物供應的我的姨媽卻被送走了。她剛一走, 額外的牛奶份量頓時就沒了,我被突然帶回到現實中。盡管如此,我還是沒有看清楚姨媽的離開跟送奶姑娘熱情的消退之間有什么聯系。

我對缺乏自由的感覺遠甚過對缺乏食物的感覺。我不能走出擁擠的集中營的大門,這一事實比別的任何事都使我感到沮喪。我記得有一次在集中營的學校里(學校只存在了幾周,后來就因大批的遷移而遭解散),我們被要求寫一篇主旨是“我們的選擇”的作文。我描寫了布拉格附近的喀爾克森林,皮特恩山上的公園;我寫了樹木,沒有寫人,因為我對人不太了解。我認識的人要么跟我分享同樣的命運,要么消失在被戰爭所席卷的世界里。樹木代表自由。森林跟似乎只幸存于夢中的安寧聯系在一起。

我的老師很欣賞這篇文章,讓我大聲朗讀它。也許她這樣做,幫助我決定了未來的職業。但更可能,我在寫這篇文章時,無意中意識到寫作能夠賦予人獲得自由的力量。寫作能夠使你進入真實生活中難以進入的地方,甚至是被絕對禁止的空間。更重要的是,寫作能夠使你邀請你的客人一道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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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快滿十四歲時,你偶爾會思考一下你一生想做什么,如果你自己不思考,別人會為你思考,因為生活要求你對上某種學校或干某種先職業做出決定。在集中營里,這一切都談不上。像所有的囚犯一樣,我無力為我自己決定任何事情,我接受這個現實。

泰里茨的生活不像別的集中營那樣嚴格有序。沒有人來檢查營里是否打掃干凈,也沒有人檢查那些不用干活的人早上是否起床,或者檢查他們白天做什么。雖然每個人始終踩在生存和死亡之間的一條細線上,但同時,日常的程序卻是令人厭煩的單調。白天總是在排隊:領取早餐、午餐和晚餐;領取每日的面包、煤塊或人造黃油的定量;領取水,去盥洗室或廁所。

剩下的時間就是我們孩子們自己的了。說來奇怪,我們有一個球,我們用它來進行平常的運動,多數時候是玩排球或足球。也許是因為我顯示出了打球的天賦,在同類人中間我贏得了一定的威望。在大多數比賽中我被任命為隊長,在扮演這個新角色時我原先的靦腆消失了。也是在這個時候,我經歷了第一次真正的友誼。正如后來我所明白的,這些友誼實際上只是青春期迷狂的前兆,它把每一個邂逅,每一次漫不經心的談話都轉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所有那些友誼的結局都很悲慘;我的朋友們,那些男孩和女孩,都進了毒氣室,除了一個孩子,他是我真正喜歡的,叫阿瑞爾,他父親是集中營囚犯自我管理委員會的主席。他在十二歲時被槍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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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上朗讀文章的成功一直留在我的記憶里。我寫了幾首短詩,并開始寫一本小說,如果我沒記錯,那本小說跟我在集中營的生活毫無關系,而是關于美國的西部。有一個戰前在學校教捷克語的囚犯(我不知道她是怎樣發現我在寫作的),主動提出在空閑時間教我。她給我講解韻律的規則,可是理論終歸是理論,因為就象散文書籍一樣,詩歌書籍在泰里茨也根本不可能找到。

長期以來,我一直很痛惜失去了那么多受教育的時間。但經過這些年后,當我回顧過去,跟淹沒今日年輕人的大量觀念、信息和文化(以及偽文化)的經驗相比較,我可以說,我真正充分利用了我所碰到的任何一個小小的機會。我記得在營里演出的木偶戲,以及斯梅塔納的《買來的新娘》音樂會。沒有管弦樂隊,只有指揮斯切契特先生用一個破舊的簧風琴為歌手伴奏。歌手們穿著他們最好的服裝,站在低矮的臺上演唱。我跟別的觀眾擠在一塊,觀眾們聽得如癡入醉。我看見許多人眼里含著眼淚,感覺自己也要哭了。那種經驗簡直令人陶醉。多年以后,我在國家劇院觀看這出歌劇的正式演出,有戲裝,有管弦樂隊,有合唱隊,但我不僅對音樂感到失望,也對平庸的經驗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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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就在我住的房間里死去。一群群地死去。抬尸體的人穿過了我的童年,葬禮馬車上堆滿了用未刨過、未油漆過的木料做成的木匣子,人們推拉著馬車,他們中許多人很快也在這些車上結束生命。每天在大門口,我讀著那些沒有能夠活到看見早晨的長長的人的名單,遷移的威脅一直懸在我們頭上,盡管我對毒氣室一無所知,但也感到它們在把人們帶進一個無底的深淵。

任何上了馬車的人都消失得無影無蹤。在戰爭快結束的日子里,當他們清除波蘭和東德的集中營時,將囚犯押到泰里茨來,我每天看見馬車上堆滿了可憐的尸體。從那些凹陷的、灰黃色的面孔上,一動不動的眼睛經常瞪著我,沒有人將這些眼睛合上。僵硬的手臂和腿,光光的頭皮伸向天空。

當你被死亡所包圍,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你不得不培養出一種堅毅。知道你明天可能被殺害,會喚起一種強烈的生存欲望;知道正跟你說話的人,一個你也許喜歡的人,明天可能被殺害,會引起你對親密的恐懼。你在心中建起一堵墻,將你內心脆弱的方面隱藏在后邊:你最深沉的感情,你跟他人的關系,尤其是那些你最親近的人。這是忍受經常的、令人絕望的和不可避免的分離的唯一途徑。

如果你在童年就建立起這種內心的墻,那么你必須終其一生去坼毀這堵墻。問題在于,你能夠設法徹底摧毀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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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伴隨著恐懼。我知道自己被一種無情的力量、一種為所欲為的力量所支配。我知道自己隨時都可能被遷移,被帶到一去不返的地方。我知道隨時都可能有一個穿著灰綠色制服、帽子上綴著人頭骨的人出現在我面前,揍我或殺掉我。

成年人可以接受恐懼,屈服于它,或者躲避它。但孩子對此沒有真正的選擇。孩子只能拼命地抓住他成長的世界里一個盲目的信念,也就是說,一個童話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善的力量在與邪惡力量永不停息的戰斗中獲得勝利:女巫被打敗,惡龍被斬首。在集中營的語境下談論童話世界似乎顯得悖謬,但不僅僅是我和我的同齡人逃進那個世界,跟我們一樣無能為力的成年人也這樣做。成人的世界,就象我們的世界,也被分裂成善與惡之間的原始斗爭。在這場斗爭中,我們的生命是完全被決定的,它發生在遠處某個地方,超出我們的能力所及。盡管如此,我還是記得十分清楚,幾乎所有人都相信,善終將取勝而戰爭很快就會結束。這個信念幫助他們支撐自己,在羞辱、焦慮、疾病和饑餓中幸存下來。

這個世界當然不是一個童話世界,尤其是在那個年代和那些地方,對我周圍的大多數人來說,那個支撐的信念被證明是空泛的。可是,我卻活了下來;我活著看到了戰爭的結束。對我而言,善的力量,主要體現在蘇聯紅軍身上,的確是勝利了。就象許多戰爭中的幸存者一樣,很長時間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與惡之間的力量在戰斗,而僅僅是兩個不同的惡,在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爭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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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處在集中營的環境下,對黑白分明的世界的幻覺因強烈的感情經驗而增強。我是如此強烈地盼望著一個時刻,以至這個時刻幾乎顯得不現實了:解放的時刻。

西方世界許多人痛苦地感到他們的生活缺少刺激,缺少一種更深沉的幸福,于是他們試圖通過毒品或神秘主義去尋找所缺少的東西。很少有人意識到,如果沒有被剝奪的深刻體驗,就不可能有幸福的深刻體驗。

到現在我還記得我站在被拆毀的監獄柵欄旁那天的每一個細節。我曾經以為我永遠不會得到許可跨過這道柵欄。我站在那里望著無窮無盡的紅軍士兵,疲憊不堪的馬匹,精疲力竭的人,骯臟的坦克、汽車和大炮,都排成縱隊行進。我第一次看見斯大林元帥的畫像,很久以后我都把這個人的名字跟那個時刻聯系起來。意識到自由了,我控制不住地哭泣。

就在我觀看的時候,一個德國平民被打死,一輛坦克碾過一個囚犯,他貪婪地撲向什么人扔在地上的一盒香煙。可是這一切都沒有破壞我的情緒,沒有使我從幸福的高峰跌落下來。許多年后,當我回憶童年以及我的經歷時,一個近乎褻瀆的念頭產生了:為了那種極度的自由感覺,所有那些被剝奪的歲月都是值得的。

同樣地,用多年的苦難換來的極樂時刻常常不僅決定個人的生活,而且決定整個民族的生活。這并不一定是積極的事。相反,極樂之感是最短暫的感覺,可它卻能長久地影響我們的判斷力,盡管隨后會不可避免地清醒過來,產生深深的失望。

我提到過我與成年人共有的那種無能為力的感覺。那是我童年時代最強烈的經驗之一:面對著我們被迫前往的可怕命運時周圍人的脆弱無力。

那些佩著恥辱標記、遭受厄運的人們的無窮無盡的隊列,由少數武裝人員押著,貫穿了我的整個童年。隊列的長度可以用公里來計算,而隊列中人的絕望程度卻是無法計算的。對這些隊列的印象伴隨了我的一生,并經常決定那些吸引我的思想和主題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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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當我思考我的生活和工作,我會想到,對一個作家來說,任何經歷,甚至最嚴酷的經歷,都是有用的,只要他能幸存下來。我的意思并不僅僅是說,最可怕的經驗通常會比日常生活提供更好的故事。當我們處在生與死的分界線上,或者相反,當我們知道突然獲得拯救而感到狂喜時,那種強烈和極端的經驗,通常比生活中別的事物對我們的影響更大。不過,極端的經驗可以使我們的判斷力變得不可靠。從分離的角度去看,從邊界的角度去看,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世界通常與我們在正常情況下看到的有所不同。罪與罰,自由與壓迫,權利與非法,愛與恨,復仇與寬恕,這些問題似乎都很簡單,尤其在一個沒有其它生活經驗的年輕人眼里。

記得戰后我對復仇的念頭是如何地著迷。每天,我屏息收聽實況轉播當時舉行的許多審判,包括最重要的納粹以及捷克的通敵者。聽到在紐倫堡審判中對罪犯判處死刑的報道,我欣喜萬分。在這點上,我想我跟大多數同時代的人沒有什么區別,但沒有多久我就突然意識到了那些感覺的真正根源,這導致我重新思考我那些簡單的判斷。

我所產生的領悟,我試圖在文章里表達的是:作為個人和集體,我們在這個世紀所經歷的不同尋常的經驗,可以使我們完全迷路。渴望從痛苦的經歷中得出結論,這個渴望推動著我們,導致我們犯致命的錯誤,不是使我們靠近我們希望獲得的自由和正義的境界,而是把我們引向相反的方向。不同尋常的經驗本身不會打開通往智慧的路。只有當我們能夠隔著一個距離來判斷我們的經驗時,我們才能獲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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